
无独有偶,也很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抗战经济问题的研究时,也提出 “纯商业费用”概念。他观察到当时湖南、江西等地的中国农民很穷,生产粮食的成本极低,但在沿海城市如宁波的粮食市场上,内地大米却竞争不过远道而来的泰国大米。经过仔细调查,张培刚发现从内地农村产地到沿海城市销地之间,经商成本过高是问题的关键,诸如地方割据、关卡需索无度及种种其他麻烦的顽固存在,把本来很有竞争力的内地大米排斥到沿海市场之外。他的结论是,如果有效改善商业通道,节约纯商业费用,战时中国的粮食供应将得到改善。考虑到当时张培刚还不可能读过上述科斯那篇论文,我们可以说一位中国学者独立发现了在生产成本之外还存在其他成本。这再次说明,当学者直面真实世界时,有机会提出一个新概念来阐释可观察到的反常现象。
此刻正是蔚来最重要的生死转折点,如果完成了新的战略转变,借助特斯拉进入中国后重新拉开的创新预期,蔚来依然可以重回最好的战略位置。而如果没有止血、没有极具勇气的自我颠覆,等奔驰、宝马、奥迪、上汽、广汽甚至一汽这些“造车新势力”兵临城下的时候,“城下之盟”在所难免。
进一步要分析的问题,是严重的腐败怎样影响中国经济。流行的度量方法似乎把一切收入——其中也包括执掌权力官员们的非法收入——都轻而易举地加总为国民收入,并在此基础上讨论 “经济增长”。但是,恰恰是人们再也无法视而不见的转型腐败,提醒我们有必要把不同性质的收入加以明确区分。腐败性收入虽然也是一部分国民的收入,却构成其他国民生产性活动持续增长的障碍,因而应该被恰如其分地视为拖累经济增长、降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负面因素。
娄峰说,一方面应在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科技研发等方面进行深度变革,加强自主创新,激发和调动全社会包括企业、科研机构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需要破除一系列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创造更加包容、公平、自主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40年来,三北防护林工程区累计治理沙化土地33.6万平方公里,实现连续15年沙化面积净减少,取得了较好的生态保护效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防护林建设局局长 张炜:40年来,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014万公顷,使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5.05%提高到现在的13.57%,在我国北方构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
据了解,报警人姓陈,贵州人,与家人在珠岙镇务工多年。第二日,民警传唤陈某到派出所接受调查,酒醒之后的陈某非常后悔,讲自己昨晚酒喝多了,大脑“短路”打报警电话开玩笑。目前,陈某因为谎报案情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3日,并罚款200元。在此提醒广大人民群众,110是公众资源,不能随意拨打,谎报警情者,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处理。